希特勒曾三次调停中日战争最后为何失败

希特勒三次“调停”中日战争

导读：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讲话 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终止与中国谈判，发动全面战争。 希特勒对于中日战争，并未置之度外。根据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始即与日本侵略者抱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真正敌人是苏联，日本应当作好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攻苏联的军事准备，对于蒋介石，应当拉过来作为反苏反共的伙伴。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讲话 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终止与中国谈判，发动全面战争。

希特勒对于中日战争，并未置之度外。根据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始即与日本侵略者抱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真正敌人是苏联，日本应当作好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攻苏联的军事准备，对于蒋介石，应当拉过来作为反苏反共的伙伴。日本把大量兵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不能不影响对苏作战的任务。

根据德国外交部档案，1937年10月下旬，希特勒密令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探询日本所希望的中日和平条件。当时上海尚未全部陷落，日军在上海作战伤亡重大，广田提出了四个条件：(1)中国承认“满洲国”;(2)华北特殊化;(3)中日共同防共;(4)中日经济提携。

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拜访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劝告中国政府与日本讲和，并表示德国愿意居间调停。他还威胁地说：“九国公约国会议不会产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果，而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乃是大错特错，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这个政策。”

11月3日，也就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前两天，狄克逊再度会晤广田时，广田因日军在上海作已占优势而增加了内蒙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以亲日派为华北行政长官的三个条件。陶德曼奉命将这些条件面达了蒋介石。蒋对德国出任调停表示感谢，并且反问陶德曼对此有何意见。陶德曼这些条件可以作为中日谈判的基础。蒋介石向陶德曼讲了一句真心话：“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共产党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稍停，蒋介石又作了补充说明：“目前九国的公约国正在比利时开会，可望觅取和平途径，暂时难于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陶德曼对蒋答复非常不满。与此同时，希特勒还通过德国顾问福根霍孙，用蒋的话反对来威胁蒋说：“如果战争拖延下去， 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共产党一定会取国民党的政权而代之。”

以上情况，说明蒋介石在事实上可以默认放弃东北领土和华北主权，只要不用公开的条约形式公布出来。而德国热心于调停中日战争，根本不是帮助中国，而是为它的盟国日本釜底抽薪，压迫中国投降。

九国公约国会议从11月3日开到11月5日，仅仅通过了一项空洞无物的决议：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的政策。日本对此视若无睹，在占领上海后，继续向南京进攻。11月28日，陶德曼在上海建议再作一次中日和平的努力。12月1日，德国外长牛赖特劝告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中国已无法转败为胜，而时间对中国不利。”

十分明显，此时德国加紧调停的步骤，目的在于配合日本速战速决的方针，帮助日本拔出泥足，以便共同对苏作战。在日本军事逼降和德国外交诱降双管齐下的局势下，蒋介石动摇得非常厉害，他主张“坚守”南京不是为了战略上的需要，而是等待陶德曼到南京来再作一次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

12月2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长徐谟的陪同下由上海到了南京。为了推卸卖国投降的责任，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叫徐谟列席，报告昨天陶德曼所转达的日本的条件。当时参加会的高级将领，揣摹蒋的意旨，赞成以日本所提条件为进行和谈的基础。会后蒋接见了陶德曼，向他提出三点：一、以日本建议为和谈的基础;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之完整;三、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成的协定。

       蒋介石怀疑“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希望德国在和谈中作双方的公证人。陶德曼表示德国只能在幕后活动，不便公开参加谈判。他特别强调必须反共。蒋介石请德国转达日本政府，中日举行和谈时日本政府对于所提的条件，必须绝对保密。由于日本陆军派军人自恃武力，没有等待德国调停成熟，继续向南京进兵，12月5日蒋匆匆离开南京，13日南京陷落，德国的第二次调停遂告停顿。

12月6日，蒋在汉口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再叫徐谟将陶德曼的调停经过在会上汇报。德国外交部也将国民党政府的意见电达驻日大使狄克逊，叫他转告日本外相广田。广田声称，须征求军部的意见，才能作出回答，但根据估计，日本在南京得手之后，恐难按照一个月以前所提的条件进行谈判。狄克逊劝告说：“蒋介石如果超过所能承认的限度接受条件，他的政府必将倒台，而蒋介石政府倒台，中日战争必将持久，对日本有所不利。”

随后广田回答狄克逊，日本改提条件如下：一、中日“满”三国合作防共;二、华北特殊化，并将特殊化范围扩大到内蒙及上海附近的非军事区;三、中日“满”三国成立经济合作协定;四、中国赔偿日本战费。广田附带声明，中日进行和谈的程序如下，蒋介石先表明坚决反共的态度，然后派代表至日本政府所指定之地点，并由德国元首建议中日直接谈判，日本表示可以接受;日本必须在和约成立后始能停止军事行动。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中国恐难于接受。广田一口咬定：“这些条件已由内阁决定，上奏天皇批准，此外就没有其他方案了。”

南京失陷后不久，陶德曼又到汉口会见了蒋介石。他听到了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孙科到莫斯科签定中苏同盟条约的消息，于12月13日访问了蒋介石的“智囊”张群，探听虚实。张群阴阳怪气地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但你见过委员长后，委员长已命孙科暂缓启程。”陶德曼立即将此面消息及中国人心倾向苏联的有关情况报告了德国外交部。

其实，自中日交战以来，苏联即于8月21日与中国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派志愿空军人员援华，苏联对中国的战略物资援助，也比西方任何一国为多。但是，此时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尚未组成，西方国家正准备牺牲中欧几个小国来交换希特勒出兵进攻苏联，而希特勒也正勾结日本共同对苏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主要力量要摆在欧洲对付德国，不可能进一步缔结中苏攻守同盟条约，直接卷入和中日战争的漩涡。

因此，关于中苏同盟的风声，是蒋介石放出来的烟幕，用以刺激德国，使之加紧调停中日战争的步伐。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所提的新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推托有病，叫他的老婆宋美龄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代接见。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接受这些条件。张群曾向蒋献策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过早地投降日本，必将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政府可能因此倒台，不如暂时“抵抗”一下，打得河山破碎后再讲和，就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而相安无事了。因此德国的第三次调停又告失败。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中日和谈之对象，中日问题绝无第三国调停之可能”。砰地一声，把中日“和平之门”关闭了。

宋美龄当面斥希特勒劝降密使：绝不向日本低头

宋美龄机要秘书张紫葛，生于湖北松滋，193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39 年初到重庆，入《大公报》工作，偶遇宋美龄，被留在宋身边任机要秘书，与宋过从 9 年。 1994 年 3 月完稿《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次年繁体字版面 世，宋美龄问携本书面见者：“ 这个人现在是不是还活着?现在在哪里?”

1939年8月8日，宋美龄说来劝降的德国人一定要见蒋介石，他们今天准备见他一下。她决定叫我去担任记录员。

9点半，我们前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10点50分，桂永清、韩香梅陪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人来了。11时半，桂永清、韩香梅陪同德国人进入会见厅。韩香梅作了介绍之后，蒋氏夫妇才缓缓站起。蒋介石和德国人握手后，宋美龄才微微伸出手来，却并不脱下手套。

德国人双手呈上希特勒的亲笔信，蒋介石伸右手接了过来。韩香梅上去展开信，小声 陈述了一遍，又折好信，递给蒋介石。

蒋把信放在左边的小桌上，朝客人说：“ 冯·戈宁先生的来意，阁下的谈话，我都知道了，我也指定我的部下向阁下说明我的意见。但阁下却坚持要见我，且言要面交贵国元首的亲笔信。为了尊重贵国元首之 雅意，且念及两国之友好邦交，我在此高兴地与阁下见面了。阁下既是贵国元首的私人代表，我就派我的夫人宋美龄做我的私人代表，与阁下作一次简短的非正式会谈。我特郑重通知阁下，凡我夫人的谈话，一概就是我的谈话。 ”

韩香梅译述完毕后，蒋介石徐徐站起说：“请代我郑重转达，我对贵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他和冯·戈宁握了握手，慢步进去了。

宋美龄雍容静坐，头微杨，目半张，望着戈宁。戈宁望着她，踌躇等待。冷场近两分钟，德国人终于先开口了：“能与尊贵美丽的蒋夫人会谈，我感到非常荣幸。不过，我本来很希望能够向贵国元首蒋元帅面陈一切。”

宋美龄：“阁下的希望我很难理解。按照外交对等原则，阁下既是希特勒元首的私人 代表，敝国简派了桂永清将军作为领袖的私人代表，接待洽谈，已是十分恰当的了。今天，敝国领袖亲自接见阁下，并再派我为他的私人代表，听取阁下的意见，这是优待而又尊重，阁下不应感到遗憾。”戈宁表示，夫人的这番话，使他的遗憾完全消失了。宋美龄没有接话。又如前冷场了一阵，戈宁终于直接询问：他代表希特 勒前来斡旋中日之战，到底有无希望。

宋美龄：“敝国领袖已经指示他的私人代表，做了明确的答复。桂将军，你如实转达了吗?”

桂永清：“冯·戈宁先生，我不是亲自对您说过，敝国领袖蒋委员长明确表示：我们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讲和之可能性吗?”

宋美龄：“这还不明确吗?”“明确的。”戈宁说，“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多多考虑考虑敝国元首斡旋的好意和理由。”

宋美龄：“假如您有这打算，我愿意听您再说一遍。”于是戈宁拿出底稿，一字一句 地念。说的是：目前，中国已经丢掉了平汉、粤汉两铁路以东的全部地盘，后方贫瘠，物力不继，通海口的孔道即将完全丧失。败局已定。灭亡在即。希特勒念及长 期的德中友谊，不希望蒋元帅遭灭顶之灾，将出面斡旋，中日缔和，结束战争 …… 他念完后，收起稿子，望着宋美龄。她却毫无表情。冷了许久，才问：“你们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吗? ”“那当然!”戈宁说。

宋美龄：“那么，日本和贵国的一致意见是怎么个和法呢?”戈宁说了好几条。概括起来，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中日亲善 ”，实际是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儿皇帝。宋美龄毫无表情地淡笑了一下，又问：“我们的东北三省呢?”

“满洲吗?那，不是早已解决了吗?还讨论它干什么呢?”

宋美龄轻轻“哼”了一声，不再说话。头，再微微上扬，眼睛睁大了一些，视线毫不客气地直逼戈宁。他有点局促。约莫过了3分钟，宋美龄才说：“你说完了吗?”“是，我等待聆听夫人高论。”

宋美龄站起身，小步转到蒋介石刚才坐的那弹簧椅子前，坐了下来，这全部动作都出 奇地缓慢，仪态万千。“我首先申明，我不是外交官，不会，也不惯于使用外交辞令。一切实话直说。倘有失礼，请勿见怪。但我并不希望你在向希特勒元首回禀时，把我的话加以修饰、美化。”

对方恳表尊重。她便节奏铿锵地说：“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体政府官员，全体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国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如果日本打不下去了，要求结束 战争，则必须全部撤退他们的侵略军，将汪精卫、伪满洲国的皇帝、大小汉奸，一齐引渡给我们，以接受国民政府之审判……”

“恕我冒昧，”戈宁说，“你们靠什么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武器，靠英美?不一定靠得住吧!”

宋美龄：“我们靠自己，靠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是的，我们需要武器，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指望英美……”

“那么，指望谁呢?”她稍稍提高嗓门：“如果必要，我们随时可以接受俄国的军事订货!”

戈宁：“夫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能不想起，在贵国，还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你们不是同中共打过好几年吗?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

宋美龄眼睛睁得更大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奉行了几 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殴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江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戈宁说，他很惊讶，似乎中国当局已经忘记了前此与德国合作，学习德国，要求德国帮助“剿共”等等事实。

宋美龄作了个轻微的手势，打断了戈宁的话，说：“提到贵国的帮助，我得坦率告诉 阁下，吾人确曾热忱欢迎贵国之援助。然而，也许贵国元首确有友好敦睦之好意，无奈贵国执事之实际行动，甚不符合敦睦邦交之初衷。高价卖与吾人之枪、炮、飞机，甚多陈旧之品，不堪使用，甚至夹有已属废弃钢铁之物。贵国所派为吾人做顾问之专家，固有高等可信之士。

       却混有不少心怀叵测之徒，甚至将敝国之重要军事 机密，窃去交与日本侵略者。凡此等等，业已明白证实，究竟贵国与日本为轴心三国之伙伴，而敝国乃壁垒分明之敌对阵营。至此，吾入再不敢对贵国抱不切实际之 幻想矣……尽管如此，吾人对于一二确系诚实君子之贵国公民，例如阁下在敝国做客之东道主席乃尔，吾人仍然暂时留聘为陆军大学之教官。”

戈宁迟疑久之，再次鼓足勇气说：“敝国元首很想知道，处今日之贵国，对于曾经全力进行之‘剿共’战争作何回顾?是否考虑到，中共夺取政权之野心 ……”

宋美龄又一次打断戈宁的话，语气坚决：“此乃吾人骨肉同胞之间的事情!”说到这，宋美龄急速收场：“阁下还是扮做英国商人，经昆明转越南回国吗?”

戈宁讪讪然：“大概，也许，唔，只能这样吧!”

宋美龄对戈宁说：“我们还是考虑贵国元首的盛情，给你准备一架直飞昆明的军用运输机，准下午4点，在机场等候阁下。阁下既非正式外交使节，格于国际惯例，本人、敝国领袖都不便设宴款待，还请谅察。本人还该致以口头之备忘：吾人并未明文宣布先生为不受欢迎之人!”

戈宁憋着气，力求语气缓和地答：“是，夫人!我保证将贵国此一口头备忘转呈敝国元首。我想，我们伟大的元首将会非常惊讶：想不到贵国处今日之困境，仍有如此强硬之态度!”

宋美龄不等他说完：“希特勒元首有此惊讶，毫不足怪。因为轴心三国之当政者，一概对于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之伟大气概毫无所知。”

1945年胡宗南为难新疆狱中释放到延安的烈士遗孤(包括毛远新)。扣留西安，宋美龄抗战秘书张紫葛回忆，受张治中和屈武委托张紫葛找到宋美龄说情，才放行，其间张紫葛还受宋美龄一顿吓唬，浑身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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