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的悲惨下场：历史是如何书写汪东兴

　　华国锋不表态，显然是出于谨慎和保密的考虑。武健华的文章还提到，从9月12日上午，到10月4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有过四次密谈，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四次时间分别是：9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9月15日，在吊唁大厅附近的一间办公室内;10月2日下午3时许，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10月4日下午，仍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

　　10月2日下午，汪东兴与叶剑英密谈之后，当晚，汪东兴按照叶剑英的交代去见华国锋，他从华国锋那里领受了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的任务。最终，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正是按照汪东兴制定的方案进行的，具体实施也是他指挥八三四一部队完成的。因此，吴德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然而，“四人帮”的问题解决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发生变化，华国锋、汪东兴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统一战线也宣告瓦解，新的矛盾随之产生。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历史潮流，这个时候的汪东兴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于光远曾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讲到汪东兴的问题：“两个凡是”的提法以及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不仅立场非常错误，而且态度也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这件事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在1978年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汪东兴在华国锋之后做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有错误，负有领导责任，并且提出：“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

　　很显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历史大转折中,汪东兴的职务和地位发生了逆转。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这个毛泽东忠实追随者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