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小说《金瓶梅》作者到底是谁

　　另一段历史记载，同样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与沉炼同为「越中十子」，沉炼长徐渭14岁，又是徐家的女婿，两人交往甚密，沉炼平时对徐渭颇为照顾，经常介绍「越中名士与徐文长相往来」，因此沉炼对于徐渭来说不仅仅是亲人，还对他有知遇之恩。

　　沉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沉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沉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沉炼又著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剷除沉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沉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沉襄也被流放。

　　「追怀沉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

　　「写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认为徐渭创作《金瓶梅》的深层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的沦丧，人物心理的病态。作者的悲愤，最终转化成了悲凉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平民写作」之风，通过对现实社会黑暗面露骨的描写，预言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然而他所写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写尽世间丑恶，呼唤正义、光明与善良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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