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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性质 揭安史之乱对整个中国的影响

2020-11-04 23:06:13 来源:盘龙历史网

  其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安史余

  唐末藩镇割据形势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有的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有的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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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

  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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