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黄埔生无人投敌？ 实情其实不然
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国民政府“中央军”的根基，因校长是蒋介石，又有“天子门生”之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军队中坚骨干的黄埔生们纷纷开赴前线保家卫国，不少人因此壮烈牺牲，谱写出一幕幕悲壮英勇的事迹，黄埔生在抗战中的地位也因此不断提升。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一个说法逐渐流传起来，并获得不少人的认同，即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没有一个人投降日伪。这一说法甚至还被不久前访问大陆的某退役台湾将领公开宣讲。那么，抗日战争时期真没有任何一位黄埔生投敌吗?我们不妨来一探究竟。
黄浦生为何投敌
翻阅汪伪国民政府发行的公报或会议纪要时，总能在一些提请人事任命对象所附的学籍信息中看到“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等字眼。经过梳理，可以得出黄埔一、二、三、四期各有多少人投敌，他们分别是：刘明夏(一期)、李寄梅(一期)、黄子琪(一期)、刘夷(二期)、刘启雄(二期)、陈孝强(二期)、张海帆(二期)、金亦吾(三期)、高鹤飞(三期)、苏玉衡(四期)、李炳南(四期)、钱新民(四期)、蒋先启(四期)、唐生明(四期)、熊子浩(四期)，以上总计十五人。其中一期生三人，二期生四人，三期生两人，四期生六人。此外，在伪军中发展较好的五期生有汪步青，六期生有邹平凡等人。
这些人放着好好的中央军嫡系骨干不当，为什么要选择走上汉奸的道路呢?细究之，会发现他们投敌的原因各不相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战场上与日军作战时被俘虏了。刘启雄，江苏江宁人。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时任第87师第260旅少将旅长。南京沦陷时，刘启雄的部队溃散，他本人也被日军俘虏。起初刘启雄隐瞒身份，被日军征做挑夫，但很快就被曾在第260旅当兵、同样被俘的部下认出。被举报后，刘启雄不得不向日军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刘启雄的身份不一般，他不仅是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一名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将军，还是堂堂黄埔军校的学生。更特殊的是，刘启雄长期在国民政府警卫军效力，属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日军如果能够擅加利用，那将会给中央军一个沉重的打击。问题是刘启雄在承认自己的身份之后很不配合，他拒绝了日军请其出面组织伪军的要求。事情在1940年发生了变化。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收拢大批失意军人和地方军阀，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伪军的建军道路。在此背景下，已经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心理的刘启雄决定“出山”，就此走上“曲线救国”的道路。此时的刘启雄重整军容，官拜和平建国军第2军中将军长，已经不再是三年前那个小小的少将旅长了。
同刘启雄类似的还有师长刘明夏、陈孝强、旅长高鹤飞、挺进纵队司令金亦吾等人，他们都是在战场上被日军俘虏之后转入伪军效力。与刘启雄等人被俘投敌不同的是，另有一些人是主动投敌。主动投敌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自身利益真的主动投敌人，还有一种则是执行任务，奉命“投敌”。刘夷，江西吉安人。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167师少将副师长。在1938年的马当战役中，第167师被日军击溃。刘夷虽然跟随残部突围而出，但等待他的却是军法审判。
第167师丢失马当，对当时战局影响十分严重。师长薛蔚英因此被枪决，副师长刘夷则被逮捕，并在经过军法审判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刘夷入狱后，得到既是老长官又是同乡的刘峙担保，在不久之后取保，但从此不受重用。为了谋求新的出路，刘夷走向了“曲线救国”的道路。刘夷投效伪国民政府后，很快就受到汪精卫和陈公博的重视。在当时的伪军中，黄埔生屈指可数，更别说是将级黄埔生了。汪精卫为了培植自己的“黄埔”系，在召见刘夷时任命他为伪中央军校的学员总队总队长。不到一个月，又转任刘夷为伪国民政府警卫旅少将旅长，担负伪首都的卫戍任务。
同刘夷类似的失意军人还有黄子琪、李寄梅、张海帆、蒋先启、李炳南、熊子浩、汪步青、邹平凡等人，他们或因战事失利产生悲观情绪、或因人事改任感到前途黯淡，都为谋求新的出路而加入伪军。唐生明，湖南东安人，是民国时期著名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的仕途颇为坎坷，他既是天子门生，又反过蒋介石。
“自新”后加入军统，奉命以“失意军人”的身份打入伪军内部从事情报工作。唐生明的“投敌”，同样受到汪伪政权、尤其是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重视。作为继刘启雄和刘夷之后第三名“反正”的黄埔将军，唐生明被破天荒地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此后又陆续担任过江苏省保安副司令、保安处处长。他通过军统上海区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在情报战线上贡献殊多。
伪警卫军的骨干
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领土涉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广东十余省，归其指挥的军队也达到了百万人之多，但实际真正听命于南京中央的少之又少。因此，汪精卫决定效仿蒋介石，建立起一支真正的、能够听命于己的军事武装力量。为了能像黄埔军校一样培养出真正的优秀骨干，汪精卫立意在伪军中效力的黄埔生成立军校，任命刘启雄为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刘夷为学员总队总队长，鲍文霈(十期)为入伍生团少将团长，熊子浩为入伍生团第1营上校营长。此外还有张海帆被任命为陆军督练处处长兼军士教导团团长，负责华东地区伪军的军事教育工作。
有了军校，下一步就是军队。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曾经组建了一个警卫旅(1940年5月25日正式编成)。由于效力在伪军的黄埔生十分稀缺，警卫旅的骨干只能靠保定军校生或留学日本的陆军士官生来担任。汪精卫决定从改编警卫旅着手，他从军校特地抽调刘夷接任警卫旅旅长。刘夷随即派人调查日军哪些战俘营里有被俘的黄埔生，随后亲自前往劝说。
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挑选出一批愿意入伙的下级军官。刘夷随即以这些新加入的黄埔生作为基础，大力整军，力图打造出一支精兵。在多方的帮助和配合下，警卫旅建设日趋完备，刘夷不仅注重步兵建设，还想方设法搞到一批被日军缴获的坦克和装甲车，拼凑成立了一个战车连(警卫旅扩师后，战车连扩编为战车营)。
1941年5月9日，警卫旅正式扩编为警卫师。此时警卫师人员齐整，全副日式装备，堪称伪军中的精锐。按常理，对建设警卫部队建有殊勋的原警卫旅长刘夷应升为师长。但刘夷却因为部队的人事问题与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发生了冲突，其结果是刘被调任参赞武官的虚职，就此退出舞台。1942年9月，警卫师改称警卫第2师，汪精卫以自己的中央军校毕业生为基础组建了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师长分别由刘启雄和陈孝强担任，刘、陈都为黄埔老将，师下各级军官又都是汪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这标志着伪军中的“新黄埔”就此诞生。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黄埔生有警1师副师长熊子浩、参谋处长李炳南(六期)、第3团中校团附附宋元明(六期)、警3师第7团团长张伯义(九期)、第8团团长王仁纲(十期)等，营及以下军官则多由“新黄埔”担任。由此可见，整个警卫系统的军官基本就是“黄埔生”的天下。正因三个警卫师的官兵素质、武器装备是伪军中的佼佼者，使得这些部队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目标。警1师和警2师在战后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收编消化，警卫第3师则参加了新四军。
投敌将领的归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军的黄埔生同样为自己的命运而惶惶不安。他们之中拥有实权者大都已经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被任命了新的军职。如陈孝强，被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任命为东莞先遣军司令，该部后又改编为第2方面军暂编第1支队，于1945年12月改编为军政部监护团。
陈被调任军政部部附。邹平凡被任命为自新军新编第21军军长，所部由第18军接收改编后，邹被调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其余如刘启雄、刘明夏、刘夷、汪步青、金亦吾、张海帆等人，虽然没有获得新的军职，但也因完成了将部队交由国民政府军队收编的任务而被分别安排闲职或返乡当了寓公。
在这些人中，有的因为经常出现在伪政权的报道中，而不断遭到举报，国民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逮捕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比如刘启雄和刘夷由刘峙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刘明夏和陈孝强则是由胡宗南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
既然和唐生明一样都是奉命投敌，那么这些“民愤极大”的伪军将领们反倒成为“党国功臣”，纷纷被宣布无罪释放。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的人还被列入退役名单，享受着国民政府发放的退役金。如陈孝强于1947年2月22日退役，金亦吾于1948年1月12日退役，李寄梅于1948年7月10日退役。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要说真正被判刑的，汪步青当属代表人物之一。因无人关照，汪步青起初被判处死刑，但在通过家属花费了大量家财疏通高层之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关押于杭州军人监狱。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汪步青获释出狱，一度在武汉教书为生，后逃亡台湾。国民政府于1949年撤台后，留居大陆的伪军黄埔生们大都受到了审判，如刘明夏、金亦吾、李寄梅等人都被逮捕枪决。也有安享天年者，如高鹤飞，1989年病逝;刘夷，1992年病逝。其余流亡海外者则分别在中国台湾、香港或加拿大客死异乡。
其他相关讹误
与抗战期间黄埔生无一投敌类似的说法还有一则，即抗战期间空军飞行员无一投敌。对于此说，同样无法成立。1941年9月27日，空军第1大队上尉分队长张惕勤、轰炸员汤厚涟、通讯员梁文华驾驶一架轰炸机飞往宜昌投敌。张惕勤投敌后被汪精卫提拔为中央空军教导队上校队长，汤厚涟、梁文华担任少校教官(汤、梁两人于1943年3月又脱离汪伪)。1942年1月24日，空军第2大队中尉轰炸员何健生在执行轰炸越南嘉林机场的任务时。
座机被击中，何跳伞被日军俘虏后送往南京，得到汪伪空军任用，历任少校教官、中校教务主任、上校参赞武官等职。抗战胜利后起义，后服务于东北航校。1944年10月，空军第5大队中尉飞行员周致和在空战中战斗机受损，迫降岳阳后被日军俘虏。周致和被俘后关押在汉口，但随即被汪伪陆军部部长叶蓬保释，此后加入伪军任少校教官。抗战胜利后，周致和与何健生一同起义，于1946年牺牲。
本文标题：抗战时黄埔生无人投敌？ 实情其实不然 - 战史风云
本文地址：www.lishi5.com/news/26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