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牺牲的将领为何曾背负汉奸骂名
到底是不是以死明志
1940年5月16日下午，湖北省宜城市南瓜店十里长山，这绝对是一场惨烈的鏖战，日军第39师团在第3飞行团独立轻轰炸第44战队、第75战队和20余门大口径重炮的直接掩护下，投入5000余兵力。这天是晴天，但从早到晚整个战场都笼罩在炸弹、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硝烟中，战斗几乎全都是在烟雾中进行，日军在经过一天的激战之后终于攻破了中国军队的阵地。
而此时阵地上的守军已经再没有一个活着的，日军打扫战场发现不少第33集团军总部的文件，又在山坡上众多的死尸中发现了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的遗体，日军随即在附近老百姓家中找来棺材，予以礼葬，并在墓碑上用日文写着“支那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之墓”。
此后，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日军撤走，第33集团军收复南瓜店，将张自忠将军的棺柩挖出运回重庆。张自忠，1891年出生，字荩臣，后改荩忱，山东省临清人，西北军出身的著名战将，抗战爆发后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此后又率部参加潢川战役、1939年秋季攻势、随枣会战等，屡立战功，从59军军长升任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并晋升为陆军上将衔中将，殉国后追晋陆军二级上将。他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军衔和职务的将领。
也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牺牲的两位最高级别将领(另一位是1944年5月牺牲的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之一，即使是在二战同盟国阵营中，上将集团军总司令牺牲也是非常罕见的。张自忠的棺柩运到重庆后，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举行了隆重的国葬，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张自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这样一位忠勇奋战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却一直背负着汉奸的骂名，甚至他的战死都被不少人认为是以死明志，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先来看看南瓜店之战是不是刻意求死。1940年5月，日军发动了旨在攻占宜昌的大规模作战，先是打击汉水以东、平汉路以西和唐河以南枣阳地区的中国军队，消除进攻宜昌的侧翼威胁，接着渡过汉水。
进攻荆门、当阳、江陵，直下宜昌。所以这场战役中国方面称之为“枣宜会战”。5月7日，张自忠率集团军总部从宜城东渡汉水，以便就近指挥部队作战，但日军通过对第33集团军总部电台的侦听和定位，很快就确定了33集团军总部是在宜城东北，39师团随即在航空兵掩护下对宜城地区展开合围。
此时，在张自忠身边的只有74师两个团和总部特务营，总共才2000人，而日军39师团却投入了4个大队约5000人，整整多了一倍。14日双方开始接战，15日33集团军总部被日军合围在宜城南瓜店，战局已经相当危急。张自忠随即命令副参谋长刘家鸾率总部非战斗人员和两名苏联顾问撤退，自己却拒绝了部下要他一起后撤的请求，坚持留在前线督战，最后于16日壮烈殉国。
有种看法就是讲张自忠率集团军总部东渡汉水就没必要，最后关头拒绝撤退，就是一心求死。客观说，靠前指挥是张自忠一贯的风格，所以率总部渡河并没有什么奇怪，而最后不愿撤离，是因为他知道战局已经非常危急，身为最高指挥，一旦后撤必将动摇军心，使局面顿时崩溃，所以明知危险极大，也坚守一线，这也是军人的职责和荣誉使然。那么求死一说，又从何而来呢?因为此前张自忠因为两件事情而一直被背负着汉奸的骂名。
从内心讲，宋哲元肯定不愿意出卖国家利益，但是面对日本在华北有上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华北驻屯军，也不想彻底和日本决裂。所以在和日本的接触中，也是时而坚持时而退缩，始终摇摆不定。而在29军内部，高级将领也可以分为三派，激进抗日派，如被日本方面称之为“顽固抗日派”的37师师长冯治安;张自忠虽然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明显不如冯治安那样激进，在当时更希望能就地解决冲突不要扩大事态，所以属于稳健抗日派。
而像政务处处长潘毓桂则是完全彻底的汉奸亲日派了。本来稳健抗日派的主张就被误解为亲日，在这当口还出访日本，而且出访时间之长，所受待遇之高，都是相当少见的，自然也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于到底是受宋哲元之命，还是张自忠自己受邀访日，历来是争议不休的话题。但这不是关键，访日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种让人感到亲日和善的姿态，也正是从这时起，张自忠就被贴上了亲日的标签。
扑朔迷离的北平八日
第二件事就是卢沟桥事变中留守北平，更是成为万夫所指。18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5日，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宋哲元召集29军和冀察政委会的军政要员举行重要会议，张自忠也奉命从天津赶来北平参加会议。7月28日，日军对北平郊外的南苑、清河、沙河等地的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
29军在南苑失利，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牺牲，眼看局面难以收拾，加上蒋介石来电催促宋哲元去保定坐镇。当晚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29军主力撤出北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指挥独立第27旅和39旅在北平善后。
关于张自忠留在北平有两种说法，一是他知道留下来必然要承担汉奸骂名，所以本来不愿意，是宋哲元的命令，而且还和他约了只负责十天的期限。据说张将军受命后，曾不无伤感地对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道：“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就成了汉奸了!”第二种说法则是张自忠受人蒙蔽想乘机取宋哲元而代之，利用日军大兵压境之机逼迫宋哲元离开北平。到底是什么情形，如今已经难以考证真伪，成了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
29日一早，张自忠在宣布接掌华北军政大权之后，立即对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将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石敬亭、石友三等人免职，由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接任，而这些新任委员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加上此前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后主张和平解决，38师对天津日军的攻击也疲软无力，当时在29军中就有“37师打，38师看”之说，这一切都坐实了对张自忠汉奸的指摘。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39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张自忠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命令在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旅长突围，当晚27旅便突破日军包围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天，张自忠率手枪队也想离开北平，但被日军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退回。8月5日，张自忠声明辞去全部代理职务，这样，从7月29日至8月5日，张自忠在北平前后维持了八天，也就是这八天，就让张自忠由此背上了汉奸的骂名。8月8日，日军进入了北平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随即下令全城搜捕张自忠。
张自忠先是藏身在东交民巷内的德国医院(现为北京医院)，然后又转移到喜鹊胡同三号美国朋友福开森先生寓所，最后辗转回到天津家中，悄然与家人见了最后一面。9月10日乘船离开天津，9月13日晚到达济南，再转到南京。10月8日，被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的罪名撤职查办。此时舆论对张自忠是一片斥责之声，甚至有不杀不足以谢国人的吁请。不久，蒋介石给了张自忠军政部部附的闲差，后来在李宗仁、程潜、宋哲元等人保荐之下，张自忠出任自己的老部队原来29军38师扩编而成的59军代理军长。
历史人物可不是非黑即白
由此可见，张自忠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众多现在已经难以辨别的历史烟云，使得对张自忠在抗战初期的情况也有不同说法。但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并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就以张自忠在抗战初期的经历，1933年因率部参加长城抗战有功而获得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所以要说张自忠是亲日派，实在没有理由。尽管后来有出访日本和留守北平这两桩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张自忠在北苹只停留了八天，就立即冒着被误解甚至被唾骂的境遇，设法逃出敌营，回到南京，这就和那些真正投靠日本的齐燮元、潘毓桂等汉奸之流是截然不同的。
同时应该看到，张自忠无论是访问日本还是留守北平善后，都没有实质的卖国行径，充其量也就是没能完全看清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对和平解决中日矛盾还存有幻想，在当时中日两国国力悬殊的情况下，有这种想法也是情有可原。而到了日本侵略野心完全暴露，中日全面开战之后，张自忠就再无和日本和有过任何私下接洽，看到的只有张自忠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并且最终在1940年5月16日，英勇战死在南瓜店更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写就了中国军人的忠烈，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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