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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趣闻：志愿军神秘武器把美国打懵

2020-11-04 23:05:27 来源：盘龙历史网

对于整个志愿军乃至第五次战役而言，566团的突围，都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小战。然而，细细想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战斗--已经被美军黏住的566团，用了怎样的一记回马枪，竟然可以让紧紧咬住的美国人松了嘴?也许由于这次战斗的规模小，战史上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在小理山之战中，朱彪和他的566团怎样脱身而去，一直是萨心中的一个谜。这个谜，直到2008年的冬天才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解答。那一天，萨和新浪军事频道的主持人文坛一起采访了一位居住在北京北郊的老人。老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一点，双腿都有一点跛，眉心有一块不显眼的疤痕。他出门骑的是一辆三轮车，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汽车票钱。直到他拿出五十年代身穿苏式军官服的照片，我们才能够确认，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老人，就是照片中那个帅气的尉官--小理山阻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杨恩起。

杨恩起，辽宁营口人，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189师566团1营1连的通讯员，抗美援朝胜利后入军校学习，此后一直在566团任职，直到退役。按照杨老的说法，当时和566团交手的敌军中，最能打的并不是美军。“美国人不行，美国兵一打，一见流血他就往后撤，他一看前边有躺倒的了，他就不往上冲了。”倒是抓俘虏的时候颇费力气--“抓住以后他不肯下来，最后咱的兵也狠，拿铁丝把他大鼻子给穿上，拧上跟牵牛似的就给拉下来了--不这样不行啊，敌人一打炮就得把他炸死。我们不敢违反战场纪律，可下来有个兵怕他跑，把人家手腕也给卸了。完了人到团里一告状，那还不受到处分?咱们给人炒面，人也不敢吃，你吃第一口，完了他才敢吃;你给他烟抽，他也不敢抽，你点着了，你抽着了给他，他才抽，他怕毒死。”

不能说美国人怕死，或许只是价值观不同，但朝鲜战场上美国兵的表现的确让中国军人觉得不太好恭维。真正能打的是英国兵。“最能打就是英国兵，英国29旅(实际应为28旅)，胡子兵，都是胡子拉碴的，都参加过二战的。”“英国兵枪法好，专往这儿(用手指眉心)打。”可是，这样能打的英国兵，怎么就没能把566团留下呢?

当萨迷惘地问起这个问题时，杨老说出的两个字，一下让萨感到脑海里闪出了一道灵光。杨老说，他们在守卫小理山的时候，使用了一样特别的武器，叫做“飞雷”。杨老的阵地，只用了两个飞雷，就把当面的英军炸得沉寂了足有半个小时。什么也不用说了，仅仅“飞雷”这两个字就能够解释一切。飞雷，是一种中国军队独创的武器，在世界任何一种兵工厂里，都无法找到，它还有一个更加闻名遐迩的名字--没良心炮。

根据记载，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精锐第12兵团黄维部在1948年11月落入解放军包围。黄维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组织兵力昼夜构筑工事，试图依靠精良的装备死守待援。12月6日，解放军发动总攻，率先攻击12兵团第10师坚守的李围子。黄维在李围子放了整整两个团，却被一击而破，国民党军称解放军使用了一种毁灭性的武器，只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被称做“固若金汤”的集团工事。李围子成了一片焦土。许多俘虏被炮火吓傻了，不少人的棉衣被炸碎，有的是从炸塌的工事里挖出来的，一个个面色如土，连声惊呼：“打得好惨!打得好惨!”国民党军第10师特务连一个伤兵说：“当你们的大炮排放时，村庄被打得好像一只船，乱摇晃!”敌特务连总共一百来人，至少有80人死伤在爆炸之下。

其实，这根本不是大炮。当时解放军的炮很少，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官兵们创造了一种令人丧胆的土武器--用汽油桶作炮管的炸药包抛射器，埋在地下发射，称为“飞雷”。这种不起眼的兵器威力很大，每发“飞雷”大约有十公斤炸药，像个大西瓜，能打出去一二百米，所到之处，碉堡、人马都会炸飞。许多炸倒的敌人身上往往找不到伤口，却七孔流血，是震死的。弄清情况以后，国民党军把这种东西干脆称做“没良心炮”。

和杨老谈过之后，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八九师师史》、《步兵第五六六团团史》中，都找到了此战中朱彪所部使用“飞雷”的记录，并提到566团1营某部副班长王文礼在使用飞雷时不幸牺牲。有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留下的记录，说明杨老的描述并非虚妄。这种武器，毕竟是临时的发明，它存在射程短、危险性大等缺点，所以在朝鲜战场，很少听说曾使用“飞雷”的记录。苏联提供的喀秋莎火箭炮，有效地替代了它的位置。那么，朱彪怎么又把它用起来了呢?

朱彪对美军使用“飞雷”，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首先，所谓“没良心炮”真正的发明者正是出于华北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工兵连连长聂佩璋和战斗骨干高文魁。聂佩璋是山西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1938年参加八路军，擅长爆破，曾在抗战中多次用炸药抛射地雷的方法炸毁日军汽车。在和阎锡山部作战时，聂、高二人利用抗战期间用炸药抛雷炸鬼子的战术研制出了“飞雷”这种武器，1947年9月首先在河南陕县攻城战中使用。此后，高文魁升任中野4纵22旅工兵队长，才把这个技术带到了淮海战场。同是出身华北的朱彪，懂得玩“飞雷”很正常。其次，在五次战役和美军的反复交战中，566团缴获了大量美军的空汽油桶，再认真进行坚壁清野的美军也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可怕的武器。小理山已经打成了短兵相接，“没良心炮”射程短不再是问题，在朱彪眼里，只怕这种其貌不扬的家伙比喀秋莎更令人满意--喀秋莎BM-13火箭炮的口径只有132毫米，而且根本拖不上山，“没良心炮”呢?口径300毫米，挖个坑就能打……

制造“没良心炮”，只要有汽油桶和黄色炸药包就足够了，被敌人死死黏住的朱彪不用它用什么来摆脱追兵呢?

可以想象，当中国军队突然打出一排“没良心炮”这样古怪的东西时，对面的美、英、韩军是多么的惊讶!从敌方的资料中萨未找到遭到“没良心炮”袭击的相应记录，但英军第28旅上尉参谋诺斯·汉克尔在《1951年朝鲜夏季作战》中，提到当天和志愿军在前线对峙的英军曾遭到中国军队“从纵深打来的准确的大口径炮弹”的攻击。

延伸阅读共和国军史：建国后三次变动大军区有何内幕

六大军区体制(1950-1955)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区(大军区)层面，曾有过三个阶段的大变革。分别是：1950-1955年间实行的“六大军区体制”;1955-1985年间实施的“十二大军区体制”(期间曾先后增减至11个、13个)，以及1985年至今的“七大军区体制”。三次大变革背后，都关联着内政、外交的巨大转折。

1950年2月，“六大军区体制”正式成型，分别是：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六大军区”与当时的“六大行政区”高度吻合，采用了党政军一体化的权力架构。之所以如此设置，至少有两大原因，其一，战争尚未结束，军区与行政区重合、党政军一体化，有利于战争中的资源调配。其二，可参考学者杨奎松的解读：

“对建国初的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于各大根据地和各大野战军，亦即各大山头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时实行了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除华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

但基于党高于一切的原则，各大区实行的是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在六大区里，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即党政军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都由林彪一人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都由高岗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都由彭德怀担任。其他如华东、西南，也基本上是党政军一体。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为饶漱石，陈毅为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为刘伯承，西南局第一书记为邓小平。只有华北区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

显然，“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另外两位，高岗不懂军事，只有陈毅有指挥能力，但毛与陈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陈与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长期不和……”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在毛泽东的运作下，又有“五马进京”——除华北局外，其他五大行政区首脑，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相继调入中央任职。稍后又有“高饶事件”。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区先后撤销。与之匹配的“六大军区体制”，也于1955年成为了历史。

十二大军区体制(1955-1985)

1955年2月，国务院颁布决定，将原来的 6个大军区，改划为 12个大军区，即：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

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受命主持此次军区体制改革。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作了《关于全国军区划分的几个初步方案》的发言，共提出六种军区划分的方案。其中第一种方案——在海陆边防划分六个军区——东北、华北、山东、东南、华南、云贵，为准备战区，属于集团军(实际提升为方面军级);在内地划分8个军区——川康、西藏、新疆、甘青、陕西、河南、湖北、内蒙古，为战略储备区，属于军级(实际提升为集团军级)——获得多数认可。在对内地军区适当合并后，最终形成了上述12个军区的划分。

如此划分军区，与中国决定加入冷战苏联阵营，直面原子弹威胁，有很大关系。1954年9月，彭德怀率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亲身参观、体验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1954年底，苏联筹组“华沙条约集团”，张闻天代表中国参加会议，发表声明支持会议的一切决定。195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向核国家进军。同月，芬兰大使履新，向毛泽东描述美国氢弹的巨大威力，毛泽东强硬回应：“如果再来一次战争，就算中国一国伤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死伤人数，那我们还有五亿多人。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2月，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此解释此次军区划分：“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今后战争中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当帝国主义者决定发动战争时，可能利用其所谓‘原子优势’采取不宣而战，对我进行闪击。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今后更复杂的战争情况，……须以敌人兵力及其可能进攻的方向、地形条件、交通状况以及我军的战略意图、作战方向和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作为军区划分的主要依据。”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此次改革之后，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年龄，几乎全部集中在40-50岁之间;“少壮派”将领被推上了第一线。

“十二大军区体制”一直持续到1985年，期间略有变化。1956年，为加强对台斗争，增设福州军区。1967年，鉴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为防备苏联，内蒙古军区被降为省军区，划入北京军区。1969年，为便于对西南边防的资源支持，西藏军区被降为省军区，划入成都军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因林彪之死，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文革”期间，军队以“三支两军”的名义介入地方，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都由各大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兼任，可谓“军政合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不再兼省委书记”、也不再兼任“革委会”主任，使地方得以再次军、政分离。

七大军区体制(1985年-?)

1985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裁军100万。1985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11大军区调整为7大军区，即：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