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不一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领衔出使欧美的时候。
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口。
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一缕轮烟，遂指香港海程进发。”
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
俄京尹则先就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
可是，李鸿章不住公务旅馆，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
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
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
(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
至迟到19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龙旗商用：招徕生意的商业幌子
三角黄龙旗色彩鲜艳、形制特别，很易于辨识。
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锐地意识到龙旗“无形资产”的一个群体。
早在大清国官员自己还没意识到龙旗的象征意义时。
一些贩卖中国产品的商人已经开始借用龙旗进行广告宣传了。
张德彝第一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时发现，有些商人为了标识货品产地。
往往悬挂龙旗，以作招徕。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
张德彝等人到荷兰动物园参观，“园主约饮午酌。
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
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
本来只是大清水师官用的三角龙旗，放在国外的语境中。
被商人这么一借用，马上发生了结构性的功能转换。
摇身一变为标识产地、区分国别的符号。
1868年，张德彝再次随使出访西方列国，在波士顿。
有本地官员来迎，先在城内周游，“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
有举中国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
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脊、攀树登梯者”。
七月初七(8月24日)至坎布里奇，当地官员来迎。
“车过时男子免冠，女子摇巾，群呼庆贺。
更有女子掷花车内者，花上系笺书‘庆贺中华’四字。
缓行数十里至会堂，堂前挂大清龙旗。
高悬匾额，文曰‘慰望庆贺’。”
1888年，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接到关于确认四方龙旗作为国旗的咨文后。
上了一折《奏请定国旗形式片》。从张的奏章中可以看出。
美洲地区的华商很早就开始悬挂龙旗。虽然这种做法不被大清官方认可。
但这些华商显然很能处理关系，每逢节庆，辄高悬龙旗。
很给大清国和大清使臣面子。张荫桓说，既然现在有了四方龙旗。
那就干脆把三角龙旗给那些商人用好了。这一奏折大概起到作用，很快得以实行。
其实对于商人来说，关键是得有一面方便经商使用和身份认同的旗帜。
三角或者四方，对他们并不重要。
后来的历史证明，海外华商直到今天还在许多仪式场合使用三角龙旗。
中国商人也只有在天高皇帝远的异国他乡才敢挂挂龙旗，回到国内是断不敢如此冒失的。
因为龙旗本是皇权标志，一般商民不能僭越使用。
许多华商进行海外贸易都只能在其他国家注册，悬挂别人的国旗。
1901年，丘逢甲尚在诗中叹道：“我工我商皆可怜，强弱岂非随国势。
不然十丈黄龙旗，何尝我国无公使。彼来待以至优礼，我往竟成反比例。
华商半悬他国旗，报关但用横行字。”
个别商家若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赐，“恩准”悬挂龙旗从事商贸活动，在当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据王照记载，义和团运动之后第三年，北京城开始有商民使用龙旗，但也是因为与慈禧扯上了点关系。
“李家为京北一带镖行头领，富而侠，迎请(太后及皇上)驻跸其家，任粮草捍卫。
海军反正之后，“展轮下驶，经过九江、安庆、芜湖等城，望见满城白旗，知皆已起义，惟南京仍悬挂龙旗，传闻何海鸣尚欲顽抗革命军”。
这时，是否扯下大清龙旗，已经成了革命或反革命的分野标志。
本文标题：清朝末爱国文人对大清“国旗”态度不一 - 战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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