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皇姑屯事件始末：我所亲身经历的皇姑屯事件

　讲述这段皇姑屯事件亲身经历的人叫做周大文，是江苏无锡人，出生于1895年。周大文曾在张作霖手下做过事，是张作霖电报局长、大帅府密电处长、辽吉黑三省电政监督。身处各种要职，因此张的出行便携带着他。他所讲述的尽管是回忆，但是那都是令人难以抹去的记忆。来看看这位当时和张作霖同乘一辆专车的幸存者是如何讲述“皇姑屯事件”的始末。

　　张作霖在回去奉天之前发生了什么?

　　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早，我到中南海内福禄居密电处上班，在中南海丰泽园后上房与大元帅府秘书长任毓麟相晤，他匆忙地告诉我：“大元帅今天决定回奉，你可以回家作些准备。”

　　我听到这话，即时回家把行李收拾好，随即回到中南海待命出发。是日午后六时，我率领密电处全体人员约二十余名到东车站，并在行前发了一件密电致奉天留守吴俊升，通知他如有要电可拍到京奉沿线专。

　　晚上八点多钟，张作霖来到车站，随行者除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和三公子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专车共有二十二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在中间，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车。包车后边是饭车，前边是两辆蓝钢车，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这两辆蓝钢车中。在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我们这次随张作霖出关回奉，许多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故，因为前些日子张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有过一场面对面的严重冲突。

　　张作霖和芳泽有什么冲突?

　　五月十七日晚上，张作霖正和梁士诒、李宣威等几位客人打麻将牌的时候，芳泽来访(是预先约定的)。梁、李等人要走，张作霖坚留他们说：“我与芳泽没有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可是他由纯一斋里间屋出来会见芳泽以后，过了很长一阵时间还没谈完。

　　在里间屋的那几位客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大家叫李宣威去听听他们说些什麼，因为李懂得日语。李听了听，也没听出什麼来，只听到张作霖说：“我这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也不能做这件教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跟著，不待芳泽辞去，他就先离开了客厅进入里间。当时留在里间的几位客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芳泽究竟提出什么问题惹起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

　　事后据张作霖的承启官长赵锡福和当时在场的差官们透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芳泽来见张作霖，向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并且诱惑张作霖说，如果他能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

　　张作霖未为所动，正色回答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

　　芳泽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

　　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

　　芳泽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

　　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能上当，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单来交给张作霖 (可能就是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两方的觉书)，接著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回答说，他尚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然用恫吓的口吻对他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该负一切责任。”

　　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一摔，摔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收场了。

　　早有预感，张作霖会出事

　　张作霖和芳泽既有了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大家在临行时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在山海关出事。我在出发时私自备妥一个裹伤包，还有两盒饼干，以防万一。

　　专车由北京开出后，直驶天津，过津时靳云鹏、潘复、杨毓珣和日籍顾问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闻系张作霖派往联系阎锡山，他因与阎不熟，准备在天津找一个与阎认识的日军官同去。)专车到山海关时，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紧张的样子。吴俊升已先由奉天赶到山海关站迎接，他还向我说： “老弟，给来的电报看见了，你们都辛苦了。”

　　专车平安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吴俊升上车同张作霖见了面，彼此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和刘哲、莫德惠、常荫槐等玩了一夜扑克牌，一直快到皇姑屯时才散。车到新民时已经天亮，我看沿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地点附近，就没有看到哨兵警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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