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怎可要求我守法而使我失信于人

　　当时朝廷许多官员假冒资历门荫。太宗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太宗大怒：“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

　　被誉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嘉言懿行在史书中多有记载。近日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发现其23年“贞观之治”的过程中，竟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今择录数则，写出来同读者朋友共赏析。

　　守法失信论

　　贞观元年，春。

　　太宗认为原任兵部郎中之职的戴胄为官清正耿直堪当重用，就提升他为大理寺(检察院)少卿，从事执法工作。

　　当时朝廷上下有许多官员弄虚作假，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很生气，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这时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可太宗大怒道：“你想以守法为由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面对暴怒的太宗，沉静地回答道：“杀他们的敕令出于你作为君王一时的喜怒变化，而法令则是国家诏示天下诚信的规制。但是现在，您既已知其不可行，当以法令为裁断，这样才是忍住一时之怒而昭示天下诚信的处理方法。”在戴胄的坚持下，太宗只好收回成命。

　　这里，唐太宗提出的是一个悖论：所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法是朝廷遵皇上旨意制定的，守法当是维护皇上的威严与信誉，怎么能反过来说人家守法就使你失信呢?我想，如果不是戴胄阻止，若真的杀掉这些不该死罪的人，那才是“失信于天下”哪!

　　明知却故犯

　　贞观元年，秋。

　　这天在谈及司法问题的时候，太宗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古语曰“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又曰：“一年中两次大赦，会使善良的人哑口失言。”如果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会使善良的人遭殃，所以自朕即位以来，不想过多地宽赦，唯恐使小人持之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依此可见，太宗对无原则“宽赦罪犯”的害处是“明知”的，可在行为上他却“故犯”。且不说他在位23年，就实行各种名目的宽赦(大赦、曲赦、降释)多达23次。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此“数赦”之外，又在贞观六年冬搞了一次“纵囚”之举：

　　太宗亲自过录监狱囚犯，见到应处死刑的人，内心怜悯他们，就决定放他们回家，但约定明年秋季回来就死。结果这次全国所有的死刑犯凡390人，在没有监管的状况下，都按期回到狱中，没有一个逃亡。于是，太宗把他们全部大赦。

　　如果说依照法令的基本原则，举行的各种“赦”还算是名正言顺的话，那么，这个“纵囚”，却完全是出于太宗心血来潮的一次“拍脑袋”行为。其影响比“数赦”结果更坏。我们知道，太宗十分重视死刑的判决，曾制定“三审”复核制，即“决死囚者，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复奏”，如有法律决定处死而情可怜悯的犯人，还可以直接上诉到内廷来作最后判定。依此可见，这里的390人，肯定都是“十恶不赦”的、且经过严格司法程序审定的死刑犯，“决无可放之理”(清·蔡铸语)。而今只皇上一句话便将原案判决推翻否定，岂不是把法律当儿戏吗?所以，历代有识者无不对太宗“纵囚”多有诟病，一致认为他是博取虚名的作秀之为。更有北宋欧阳修写出千古名文《纵囚论》，批评他不应该“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近日，又有人作诗叹喟：

　　为掩恶名挣美名，沽名钓誉赦死刑;

　　瞒得当时天下士，难欺后世明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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