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参加雅尔塔会议？雅尔塔会议与蒋介石的困境

　　而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决定从太平洋直接进攻日本，而不是像原先计划的那样从中国发起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在德国战败后的18个月后，盟军能取得对日本的胜利，也就是在1947年年中才能征服日本。而且他们还估计，日本本土作战必将是一场殊死搏斗，可能使美军遭到100万人的伤亡。与日本进行过多次恶战的麦克阿瑟将军也认为，摧毁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驻军将需要苏军60个师。因此，在雅尔塔会议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表示：“俄国尽早参战并根据其能力发起进攻性战役，对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这种对攻占日本本土难度的过高估计，无疑抬高了苏军参战的必要性，进而使中国的核心利益成为美国为获取苏联出兵而可被任意交换的筹码。

　　苏联竭尽所能扩张势力范围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曾直言不讳的说道：“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国分裂。”这并非说明斯大林比其他领导人更具有远见卓识，而是他根据战前苏联较为孤立的国际处境，自然会判断出在德日法西斯失败后，苏联与西方世界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矛盾，其盟友关系将很难维持，所以特别着力抓紧最后的时机，竭尽所能的扩大势力范围。

　　波兰前途是苏联人极为关心的问题。斯大林曾强调，在过去25年中德国两次借道波兰进攻苏联。因此，波兰必须要在苏联的有效掌控下方能减少对苏联本土安全的威胁。1944年底，苏联支持的派别在卢布林召开“全国统一委员会”，并宣布将卢布林委员会改建为“波兰临时政府”。
   1945年1月，斯大林不顾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劝阻，率先承认了该政府。在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波兰问题也就成为了最为敏感、费时最多的议题。由于苏军已经占领了波兰全境，因此，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了斯大林手中。波兰国土整体向西移动，即苏联从波兰手中拿回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而波兰从德国接管了东普鲁士、西里西亚等地，这正意味着西方对于苏联的让步。

　　1944年夏天，苏军已将德军逐出苏联境内，并越过边界，攻入东欧，顺利攻占了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国。当时希腊境内游击队势力强大，丘吉尔派英国军队予以镇压，并于同年10月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双方就东南欧未来的命运交换意见，并划出了各自在东欧各国所占的“百分比”，此即《百分比协定》。在这份《协定》中，苏联占有了罗马尼亚90%的部分，并进而使许多东南欧国家顺势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依此思路，苏联随即在中苏谈判中以不容争辩的架势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外蒙独立。事实上，面对久已不在中国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外蒙，蒋介石曾在日记中留有这样的基本主张，即“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与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而且他在重庆与宋子文、王世杰等人商讨谈判对策时也强调了这一原则。但不出所料，在宋子文于1945年7月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谈判时，双方在外蒙问题上陷入僵局。斯大林认为外蒙人民不愿再受中国政府统治，希望独立，但苏联不会并吞外蒙。他还强调，出于国防关系，苏联不得不在外蒙驻军，而且要与之结成军事同盟。另外，与东欧很多国家类似，苏联经过多年经营，实际上已经在外蒙获得了实际主导权。英、美在东欧问题上尚要向苏联做出巨大让步，此时的国民政府更无从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今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

　　在美国过高估计日本战力的另一面，即是对中国抗日战场的轻视。实际上，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正是罗斯福私下划掉了蒋介石，使中国再一次承受了领土和主权被分割的切肤之痛。此时，很多颇有政策影响力的美国人对蒋介石几年来的作为感到失望，这其中既有对蒋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效率低下、军队战力薄弱的诟病，也有对中共作为新兴政治力量崛起的另眼相看。

　　如果说开罗会议召开之际，常德保卫战的胜利为蒋介石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的话，那么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却令蒋的抗战形象大打折扣。豫湘桂战役是日军在华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历时8个月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虽打出了衡阳保卫战这样壮烈的战役，但总体上却呈一再退守之势，损失60余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总计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的大形势下，着实令国民政府颜面尽失。对于这场战役的溃败，不仅有战前对日军进攻时间和地点预估失误、军队内部腐败、军民关系紧张、兵力调动不当、领兵将领相互推诿等因素，同时也因为蒋介石的众多精锐部队当时为配合盟国战略部署，仍滞留在缅甸，严重影响了其本土抗战的实力。1944年8月衡阳陷落后，蒋介石也陷入到绝望之中。针对当时的境地，他在日记中曾说：“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

　　另一方面，由于日军在发动这场战役时投入了半数在华兵力，使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进一步减少，敌后解放区军事、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敌后战场的客观形势空前有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适时进行了颇有实效的反攻。在实际控制区域内，中共领导下的政权组织深入基层，实行的很多政策也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而国民党控制区域的人民则越来越对政府不满。1944年，当美国记者和官员亲自视察中共控制地区时，得出了对比鲜明的报告。其中很多都描述了共产党在战时取得的惊人发展，认为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足以确保在“在战后至少能控制中国的华北”，并预言它将继续壮大。而且，在1944年秋，美国和中共建立友好关系的前景看起来相当不错，这与华盛顿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又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从罗斯福的角度来说，他需要的是一个团结的中国，以作为东亚的一支稳定力量。因此，他在面对国共力量此消彼长的情形时，十分担心苏联与中共的联手，所以他愿意在苏联答应支持国民政府的情况下，让出中国的部分权益以维持其战略意图。

　　1944年11月，美国大使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了两天会谈，主要是达成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共识。毛泽东和赫尔利都积极肯定了此项成果，但是蒋介石却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共问题。对他来说，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并为共产党“渗透”进政府开了方便之门。正是由于对中共势力壮大的忌惮和对美国此前轻蔑态度的逆反，蒋介石在1945年7月拟定的对苏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强调了所谓对俄对美“不偏不倚”，这便为之后对苏妥协预留了政策空间。最终，当他还在为是否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时，斯大林发出的若不签字便支持中共的警告，成为压垮蒋介石对苏抗争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