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陈独秀因嫖娼被蔡元培从北大开除
北京报纸刊登陈独秀嫖娼事件
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以至于“抓伤某妓下部”。这就是所谓的陈独秀嫖娼事件。当时名流出入妓馆，乃合法行为;陈独秀本人在这方面也相当开放，甚至公开撰有奇文《乳赋》。说陈曾逗留八大胡同，大约不虚;但具体到是否存在争风吃醋以至“抓伤某妓下部”的情节，迄今并无史料可以证实。
蔡元培仅仅免去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并没有将他从北大开除
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马叙伦、沈伊默等在汤尔和家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被知识界视为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讨论细节，现在已很难具体还原。作为与会者的汤尔和，曾在给胡适的信中追忆当日，说得也很模糊，“发何议论，全不省记。
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唐宝林、陈茂生编著的《陈独秀年谱》也说得很简略，“开始，蔡颇不愿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汤则以所传陈嫖妓之流言，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因是‘进德会’的倡导者，遂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陈。”
会议内容虽然模糊，但讨论的结果则是清晰的，蔡元培并没有作出开除陈独秀的决定，而仅仅是通过改组北大“学长制”为“教务长制”的方式，体面地免去了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此前北大评议会(包括陈独秀)已决定在暑假后进行学制改革，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改设教务长。只是因为发生了陈独秀嫖娼这个突发事件，蔡元培决定将改革提前而已。
事实上，即便没有嫖娼事件，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职务也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担任文科学长前后两年时间里，陈独秀结怨颇多。据当时在北大教哲学的梁漱溟回忆，“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此外，陈独秀在北大期间没有写过一篇学术文章，校内教师早有不满。更要紧的是，陈独秀任内推行的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不允许发放讲义等改革措施，严重得罪了一批教师。
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与陈独秀同时身陷嫖娼门，辜鸿铭、刘半农、邓之诚纳妾，但没有人找他们麻烦，只有陈独秀一人成为众矢之的。从这一点即不难看出，陈独秀失去文科学长之职，嫖娼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并非主因。…[详细]
嫖娼事件发生一年后，陈独秀才抛下北大历史系教席，离京南下
有研究者说，陈独秀不做北大文科学长后，被聘为“北京大学附设国史馆编纂处编纂股主任”，这是不确的。陈独秀到国史馆任职是在1918年12月，是在嫖娼事件发生以前。1919年8月，国务院将国史馆收归麾下。此时陈独秀尚在狱中，自然失去了在国史馆中的职务。但陈独秀不任文科学长后，依旧留在北大，则是可以确定的。《胡适口述自传》说，“校方给假一年，好让他于下学期开一堂宋史新课。”蔡元培请陈独秀到北大借重的是其社会声望，陈独秀到北大后也未曾开课，所以此时给假一年，让他编写教案，是确有必要的。
陈独秀具体何时失去在北大的教职，目前尚难以断言。“五四”运动前后，陈明显地转向共产主义。1919年6月11日，陈因散发传单宣传“过激主义”，被政府逮捕。随后各方声援陈独秀(嫖娼事件显然没有损害他的社会声望)，直到9月16日获得保释出狱。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9月18日下午，他去看望了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周回溯说：“在这之前，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至此遂以违警见捕，本来学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时蔡校长已经出走，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
周作人站在朋友的角度，言辞间有回护陈独秀之嫌，但他的回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让陈独秀去职不是蔡元培的本意;2、至少在5月9日蔡元培辞职出走前，陈独秀依旧在北大保有教职，未被开除。换言之，陈独秀离开北大并非因为嫖娼，而是因为蔡元培的出走。
陈独秀出狱后还处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只好在1920年3月，在李大钊和高一涵的掩护下，由天津回归上海，彻底离开了北大。陈独秀在1919年3月26日的会议后整整一年，才离京南下，显然与嫖娼事件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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